「小繆，我準備一開頭就先把xx扔上來，讓觀眾覺得很炫，你覺得怎麼樣？」
    看著他/她真誠無比的眼睛，我說：「嗯，挺好的啊。」
    開始的時候，我常常懷疑自己是敷衍，不好意思說不好，不敢說不好，也不會說不好；假如我提不出不同的意見或者反對的理由，可不就只能說好么？日子越來越長，參與的節目越來越多，我發現我還是常常說「挺好」，但背後的意涵，還有我的底氣，已經漸漸不同。
    「挺好」，我沒有說「這樣最好」。因為在反復觀看、反複選擇、不斷不斷地調整剪輯中，我逐漸發覺，電視，這是一個沒有絕對客觀的量化標準的東西，100比90好，90比80高，沒有。它是一種感覺，是一種氛圍，是一種主觀體察的味道，甚至就是編輯的那個當下的一種偶然。究竟先上採訪還是先上解說？這句話切到那句話，還是那句話接這句話？用落葉還是海水做畫面來表現悲傷？都可以，都沒有錯。電視，它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而編導對於權力的成就感，也就在於此時，可以根據自己的感覺來做出對素材的生殺裁決，把自己的意識展示傳達給無數的觀眾。所以我說的「挺好」，只是對一種可能性的評價，這不意味著不能有另一種做法。而當我可以有能力產生自己的意見時，我也可以在「挺好」後面，並不矛盾地繼續說：「如果……的話呢，你覺得會怎麼樣？」或者「我之前想的是……，因為我想那個……是不是比較重要，不過好像你這樣，確實比較容易接得順。」
    即便是編導粗編好的片子，他們也會非常善良地在領導審查之前讓我看，還聽我的意見，甚至對我說，沒事，按你的想法修，你來剪，你不能光看，要自己動手練。於是，在這份自由中，我更體會到無限的可能所帶來的空間，同時也是責任。當我真的敲下鍵盤，剪斷他們編好的某個部份，把後面的拉上來，把前面的調過去，我需要的是審美的直覺，還有在那麼多的可能中做出選擇的勇氣。
    不僅是片段的處理，每次看到一期成品，我也都會在心裡感慨，無論現在的這個節目是好是壞，這個人物都還可以這樣、這樣、這樣來講，他的生活還有這一面、這一段、這一層次可以做。作為編導被給與的30分鐘，安排起來，有數不清的可能性。
    進而又想到，這些人物，他們的命運那麼跌宕坎坷，他們的生活那麼精彩傳奇，不也是他們於千千萬萬的可能性中，偏偏選擇了現在的這一種？任何一個轉折點上的一念之差，他們的今天，必然也會不一樣，也許泯然眾人矣，也許更加輝煌跳躍。
    那麼我呢？我也曾經以為，我的生活沒什麽太多可能性，我沒有漂亮的面孔，也沒有驕人的才華，我既不是書香門第，也沒有權貴親戚。偶爾做夢，也知道只是遙想一下而已。可是北京的日子，本身就是一個超越我既定思維圈子的奇跡，我沒有想過，真能實現可以過這樣兩個月的可能。它更讓我重新開始思考，即便是普通的女生，執著努力，用心把握，也有權擁有漫漫未來長路上，更多的天地。
    從我們的節目、從身邊的人們、從我自己每一天的日子，北京都給了我一個嶄新的窗口，從這裡看出去，世界並不那麼確定，但至少它四通八達、天開地闊，它比我原來以為的更深更遠更宏大，等待著我的，有無窮無盡待我探索嘗試的可能性。

    走之前看的最後一期節目是葉鶯。老實說，對這個六十歲了還花枝招展，而且精力充沛的商界女強人，我並沒有太多特別的好感，但她有一句話，卻無論如何總在我頭腦里盤旋。她說：「常常夜裡兩三點鐘，我捨不得睡覺，因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我心裡一動，好一個「捨不得睡」！
    正是我要離開北京的時候，我正覺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還沒有做，還可以做，每一天的時間，爲什麽如此的不夠？北京爲什麽這麼大，我要在路上花那麼多時間，這些時間如果用來做事，我可以再幫助大家多少，我可以再學習或者練習到多少？我捨不得睡，捨不得逛街，捨不得下班，捨不得浪費一點點生命中這段奇妙的時光！
    而我懵懂地湧動著這種感情，葉鶯，她幫我說了。
    忽然就想到，我參與做過的那些人物，他們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個性，年齡不同，經歷不同，思想不同，表達的水平不同，然而每一個，總有一些話，打動或者啓發我。我在做他們的節目，同時也是在向他們的人生學習，他們是我可以客觀處理的節目對象，也是我可以真心傾聽尋找共鳴的特殊的朋友。
    施正榮說：「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會去思考這些人類共同的大的問題，我想，我願意做這種人。」——你可以說他以精英自居，說他講得太大，但我覺得他是真誠的，並且，我也願意做這種人，精英意識，何嘗不是一種責任感使命感？
    趙泰來說：「老是說錢啊錢啊，幹嘛呢，也沒什麼意思，我就是想做一點文化。」——雖然他是因為有太多的錢才可以如此輕鬆，但是真的，爲什麽我們去問採訪對象，總要問你的什麽什麽值多少天價；或者生活中彼此的交流和關心，難道就不能離開一點錢、多談一點心嗎？
    林光說：「我最想就是說，我這一趟回去，我的女兒從很遠的地方奔過來，跳到我身上，哇，這是我最幸福的。我就一直這樣想（來安慰自己）。」——這期節目我剪的最多，每次剪到這裡，不僅是鏡頭裡的林光自己，按著鍵盤、看著他繪聲繪色描述的我，都幾乎想要潸然淚下。
    諸宸說：「英國的愛德華八世，爲了愛情，連王位都可以不要，爲什麽我不可以，我又沒有放棄什麽。」——不一定只是愛情，面對真正動心的東西，又有幾個人可以堅持自己、遵循內心、捨得放棄？看起來文文弱弱的諸宸，她生活得那麼勇敢，令我羡慕，充滿敬意。
    ……
    雖然爲了每一期半個小時的節目，我可能都花了幾十個半小時去反復聽他們講話，選他們的鏡頭，但如此熟悉，卻也未必真正走進了他們的內心。他們或許認得我，或許不認得；我或許認識了他們，又或許根本沒有。可是這些熟悉的陌生人，總會在不經意間，留給我無數的砰然一動。只要我用心，就會在他們的話語中尋找到節目之外的、屬於我的意義。
    這是，技術之外的，人生的學習。

    「啪嗒」一聲，辦公室那沉重的大門，鎖上的聲音卻輕輕巧巧。退幾步，沖著它搖搖手，淚居然還是忍不住湧上來。自己都暗暗納罕，剛剛還一副輕鬆的心情，覺得諸事留言交待清楚，未來還會再見，所以難得可以輕鬆告別。可是看著門鎖，自言自語出的一句“再見啦”，怎麼突然一下又招惹來了哽咽的苗頭？
    這是第多少次鎖門，我不知道，可是心裡知道的是，明天我將不會再打開它，甚至，我將不會再看見它。費力的開合，吱紐的轉軸，還有每次鐵鏈鐵鎖撞到金屬門框或玻璃上，那令人心驚一下的巨大聲響，都將暫時成為一種記憶。
    沒有人正好，稍微的一點告別可能都會讓我控制不了。走出老舊的配樓，一直走出軍博大門外我才敢回頭。過馬路，遙遙望，這個令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已經待了兩個月的地方啊，樓下那些進進出出熙熙攘攘的遊人們，有誰知道那扇小小的窗戶裏，有著怎樣的一方天地？
    頂著正午的烈日，在長安街上走，有一點自暴自棄地曬著日光，想讓陽光把我的心裡曬明曬亮曬清楚，把我的感傷蒸發掉。北京的豔陽，是不是再次爲了告訴我，這是我有緣的地方，我應該喜悅，我不該悲傷。
    更何況，這一次的離開，也是爲了靠近。我的心從北京起飛，飛向的是東南方那片同樣令我念念了好久的地方，對我來說，那裡也是那麼重要。
    離開，是啟航。

     一直拿不准，我跟去出差，到底能做些什麽，難道真的就只是一隻舉話筒的手？誠然，對我，一切一切，至少是觀察的積累，但知和行畢竟不同，滿以為簡單的事情，自己做起來可能就不那麼簡單，而一個星期的時間，我總該做些什麽才好。何況帶我出來的老師，應當不止是給我這麼一個悠閒的觀察機會，他對我的價值應該也有他的考量。
     之前在北京有幾次外採，我一直小心掌握自己的處境，歸根結底，節目是他們編導的，我這未報備的實習生，無論背影還是聲音，大概不應該出鏡。所以鏡頭外的溝通我全參與，一旦開錄，我就會很安靜，只在編導身後用眼神和表情告訴與採訪對象，我還在這個場中。我不提問，是因為沒有編導的授權，我怕我的插入會打亂了他們的思路，如果又沒有得到什麽有效信息，就成了旁支出來的添亂。有採訪的編導，有專門的攝像，我總是恪守學習的身份。
     這一次不太一樣，訪談的時候，我和採訪對象面對面坐，老師在攝像機後面。如果當我直面對方時，仍然一言不發只是點頭搖頭、皺眉微笑，而攝像機後面的這個人卻又要動手又要動口，人家一定會疑惑，這中央電視臺的工作方式未免也太奇怪吧，就算女記者受照顧，也不至於這樣悠閒得離譜。所以，我嘗試性地參與去問，特別在他手腦並用，有一點點忙不過來，有一點點要冷場的時候。我用餘光和語氣感受編導的反應和意圖，他好像完全沒有反對我的參與，於是，我想我大概可以這樣做。這是我的機會，也許，這也是他帶我來的作用之一？
     返程的車裡，我們談起下午的整個採訪。「今天你也有問題。」我心下一驚一喜，驚的是不知他眼裡我有什麽嚴重的問題，喜的是我正期望一點反饋，坦率的評語就來得這麼及時而難得，且洗耳恭聽。「一個是有幾個提問太書面，感覺他不太能理解。」「另一個，我們不是新聞或者對話節目，有時候要給他時間去想，再去慢慢講，你有時候就會去追問，逼著他很快，啪啪啪，你來我往，不是你說問的不好，而是你問的好我也用不了。你一個問題太快，我來不及推上去換景別，到時候記者的提問都剔掉，他的景別沒變，就很多跳點，沒法用。而且比如我本來想好的，這兒用什麽畫面那兒用什麽畫面，如果要加上你追問出來的東西，可能我就得專門再去設計鏡頭，這樣後期剪起來就很麻煩。」
     一驚一喜，換成一鬆一緊。鬆的是至少在我聽來，這不是什麽孺子不可教的問題，應該主要是和經驗有關，而且他也說了沒有打斷我，讓我自己去體會，明天的採訪可以接著試；緊的是，打斷對象去發問的這個毛病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我覺得我已經好多次在克制自己插進去追問的慾望，居然在他看來，還應該再無為。
     更根本的「緊」是，這樣一個欄目，到底要我把追究的好奇心、挑戰的質疑心縮到什麽程度，要我以怎樣的耐心和合作的態度，去面對採訪對象。尤其當我面對的人本身並不足以滿足我挑剔的目光時，我也必須爲了事先構思好的那一個先抑後揚的故事，去聽他高談闊論，這是不是我想要的？
     幾十天來，我，和我的編導老師們都一直以為我適合這個位置，他們表達歡迎的意願，我也覺得好像挺好。但是兩次談到追問的傾向後，我開始有一種冷靜下來的疑惑。我明白一個欄目有一個欄目的定位與職責，而這個欄目的方式方法，於我是否是最相宜的？
     我也可以再忍再少說，我也會放大優點、對缺點視而不見，但如果要長久地這樣做，我願不願接受？我曾開玩笑地說，這個選題如果用《焦點訪談》的方式做，也許能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一樣曲折的故事，比如一個騙局（只是比如）。我承認這也是基於我已經有了不喜歡的有色眼鏡，我的態度也不平允，但我只是想說，當我做一個兼記者的編導，要完全放棄質疑的態度，每天和各色人等一團和氣，我確實覺得，不太舒服，如果我時間有限，沒有看見或沒有機會看見，那麼我可能不會糾結，但我明明感受到了更真實的一面，卻必須壓下來自己的情緒；我懷疑，還必須堅信，我不屑，還必須褒揚，我不太能夠接受，自己的語言和表情，怎麼可以如此虛偽？！
     當然，說得太遠了，我明白這也是我太理想，是我太挑剔。哪有那麼多美好的人物，都能讓我發自內心瞧得上？又有哪一份工作，可以那麼理想主義地永遠充滿陽光？

 

（P.S.所以後來編導也跟我說，你的邏輯思維和條理性比較強，新聞類的節目會比感性的節目更適合你。正如我和人物越熟，產生的看法越完整，也許通過出差，他對我的認識也更真實，這時的說法，也許更值得我仔細考量。）

     可能對我來講，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都應該或遠或近隔一點距離才好。好像冥冥中，每個人在我生命中的位置都已經站好，該近的遠了，會黯然會鬱鬱，該遠的近了，會厭煩會警惕。
     當我剛找出這個採訪對象的資料時，擺在我面前的一堆報導形塑出一個大略的形象：不醜不美，不老不少，士族高官門第，名利淡如煙雲，不是多麼偉岸高尚，但還是文氣甚濃，十年整理十年運送，捐出價值數億的文物，至少不是俗人一枚。我只擔心我的境界太低，我的文化不夠，我像林黛玉似的暗自揣測，詩書畫藝要小心談論，恐怕一開口就被人恥笑了去。
     廣州初見，我暗自慶倖這倒並不是一個自命不凡高高在上的人。韓國餐廳裡，他眉飛色舞講著從小到大的故事，我更舒了一口氣，有激情不自閉，也不太遮掩迴避，採訪大概不會太難進行。好，思想境界雖高，還是我可以溝通講話的尋常人。
如果像在北京採訪過的那幾個人一樣，每天約了時間見面，採訪兩三天就拜拜，我相信我會被他慷慨捐贈，又還平易近人所打動，我會覺得我真的不期然碰見了一個了不起的人，不為他做一期好節目，實在是我們的罪過。遺憾的是，一天天過去，我們沒有離開，我們越來越熟悉。
     我發現他喜歡寫詩還頗自鳴得意，那些詩卻大多直白口語，甚至常常違背格律；我發現他自己的確還算擅描工筆，但家有上百張齊白石張大千，怎麼也不至於天天說，最喜歡最好的就是自己的作品；我發現他的確捐了很多很多東西，但是嚴格說來，一半是郵票，不能算是文物，而對摸了二十年的文物，連個瓷器的命名都那麼含糊；我發現他總說自己低調慷慨，可是真正低調慷慨的人，誰時刻把這些評價掛在嘴邊；我發現他是在香港做出版，但是出版了某書不是寫了某書，某書之好未必等於你的功勞……
     好吧簡單說，我覺得，一個整天喊著「做文化」的人，未必真有文化；一個張嘴就愛說，東西擺出來大家看是你們老百姓的福的人，內心裡早已自外於「我們老百姓」。從早到晚那麼多鏡頭外的時間，我漸漸感覺到的他對於捐出去的藏品的真實態度，實在讓我想起《珍珠塔》，「放三放四你不放手」，你到底捨得還是捨不得送啊？
     三天，我已經沒有了敬意；五天，我甚至暗暗有點瞧不起；七八天，我開始歸心似箭。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我們的漸漸熟悉，不是沒有了風景，而是讓我看到了風景背後的垃圾。你對我們越來越真實坦白，但是我要由衷地說對不起，你大概不知道，我的微笑已經越來越是應酬，我因為你的真實坦白，已經越來越覺得我們不是同路人，你雖有萬貫家財，雖有無數名譽，卻依然上不了我心中的那桿標尺。
     隔一些距離，你我各安其位，也許我們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也許我對你會保有更好的印象。可惜造化弄人，你朝夕款待了我，我卻無法抑制地「恩將仇報」，我逐漸變成在忍耐你。
     忍耐的同時，我還想起了很多。我想起，那些越是走近，還能越心有戚戚的人，真是我們生命中最最難得、最最值得珍惜的，朋友。

     我是小狐狸。虎，只是一隻舊舊的塑料方套子，大概還沒有魔方大，拿起來輕得沒重量。那上面寫著七個字：「中國中央電視臺」。於是，我這卑微的小狐狸籍著它，被賦予了一種人們目光中的無限放大。
     好像有一個魔法世界的光圈，當你走進這個光圈，你就獲得了一種特殊權利，你可以隨意擺弄這個小套子，拔下來、插上去、轉過來、扔過去，它對你來說，真的只是一個並不值錢的工作道具而已；而當你在這個光圈之外，它就變成了一個令人頭暈目眩、遙不可及的圖騰。
     第一次出差，原諒我不得不「欺騙」所有人，我不得不用理直氣壯的態度，面對別人對央視記者的一切仰視或讚美。被採訪人天天說，多優秀的年輕人才可以留在中央電視臺，或者，你們做記者全國到處跑辛苦又幸福，我只能含笑點頭，說哪裡哪裡，我不能實話實說，說我沒有留在中央電視臺，我也沒有機會到處跑。路人看見攝像機，會馬上留意到我拿了帶小套標的長話筒，哪怕我什麽也沒做，只是站在大街邊在博物館，就不停能聽到，哇，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嘖嘖，多專業多厲害。我只能泰然自處，置若罔聞，我不能實事求是，說我不是北京來的記者，「厲害」的「專業」，我才接觸了四十幾天而已。
     這時我深深明白了走在老虎前面的小狐狸的心態。有一個強大到讓人一時間懵掉的後盾，你的所有脆弱都很容易隱藏，因為實際上，沒有人注意你，他們注意的，只是那個金子招牌，他們奉獻給你的目光，完全來自于對那個後盾的夢幻想像。有那個套標，我的提問，我的搭話，都變成了一種施與的榮耀。無論人們願意還是不願意上鏡，無論他們喜歡還是厭惡央視的節目，但我能感覺到，他們對於中央電視臺的人，哪怕只是一個明顯嫩到出水的小女孩，都抱持了潛意識的尊崇與敬畏。
     只有自己的內心必須明白，人們在你耳邊浮華的感歎會一晃而過，你是誰，你的能力如何，是永遠需要去追問的東西。什麼時候從狐狸，自己真正變成了老虎，這其間生長的過程，路漫漫，且待上下而求索。

         ——遙致爸爸，節日快樂

 

     剛開學的一天，和珏散步聊天，閑閑笑笑都說自己變了。她問我，那，你最大的變化是什麽？我定定要答，當下卻語塞。最大，好難講啊；畢業只一年，變化卻不少，哪些是枝節，哪些是根本，日子離得太近，實在還看不真吧。
     我記得好像沒有回答她。可聊了一晚上，我居然有點豁然開朗的意思，最大的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遇到了爸爸啊。

     因為遇到爸爸，讓我好像重新來做一個「女孩子」，讓我更勇敢，也更軟弱；更成熟，也更幼小。「孩子」，就是不願總是老成端莊，自己開心變得小小的；「女」孩子，就是不要以為故意昂頭不沾瑣事，就是平等解放、堅強幸福。
     然後，這個女孩子，像很多很多的小孩子一樣（甚至林海音、簡媜、龍應台……她們都不是小孩子了），會欽佩爸爸，願意學他——有如野馬的行雲之夢，也有如耕牛的踏實幹勁。
     只有現實錙銖的人——這樣的人實在是蕓蕓大多數，我看不起他；
     只有不羈理想的人——我一度以為我愛這極少的人，我做不了他；
     我心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但我也愛平常日子的俗的快樂。前者，讓我擁有女性主義所看重的獨立人格；後者，讓我可以簡單開心，就做一個平凡的女兒、做一個女孩子。
   
     我其實還不太會做一個心懷馥鬱親情的女兒，我對父母子女的概念，長久來只會責任性的紙上談兵。是你讓我開始重新從頭學起。你曾告訴我和茗茗，愛要即時表達，我知道我做得不好，我沒有茗茗的切膚之痛，我也太容易不好意思，太習慣含蓄。
     但你不知道，我也在即時表達，只不過不在電話中，不在MSN對話框裡，我的表達只有這些點滴——
   
     愛是我破釜沉舟、邁出遲疑了十多年的步伐說出爸爸這個詞，從此每天都願這麼叫你；   
     愛是把筆電的默認輸入法和部落格的設置，默默換成繁體；
     愛是驕傲或膽怯的雞毛蒜皮都敢真實分享，不擔心會被掃興或者泄氣；
     愛是樂於告訴所有人，我的論文能引用那些豎排的著述，因為有爸爸寄給我的書籍；
     愛是爲了跟得上你的步子和要求，去主動了解陌生的電視編輯品牌經營公司管理；
     愛是最及時地回覆你交辦的功課，哈哈笑著向你要表揚，絕不提背後付出的精力和努力；
     愛是希望有寬闊愉快的工作讓你盡情施展，又暗暗怕你換了位置，也許就不再需要常過來內地；  
     愛是你一再讓我做自己，我卻忍不住想改變，想變得更美好、更優秀、更令爸爸驕傲、更無可挑剔；
     愛是我明明認識認可的爸爸就是原來的你，卻忍不住叫你改變習慣，少近煙酒別多動氣，好好愛惜身體……

    

     爸爸，父親節快樂！我願永遠能聽到你爽朗的笑聲，我願永遠能得到你的安慰和鼓勵。
     在這遙遙之地，我沒有什麽可以送給你，也許只有這裡一條條寫下的，我不曾透露的，秘密。

女兒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