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遇到好几个事情，都可以用“过度阐释”来解释。

     一是《南方周末》上说黄健翔事件（人家是咱师兄，所以好歹也关注了一下），现在媒体将之过度阐释为什么反抗体制啊之类，实际只不过是一个人的选择走进娱乐圈而已。“过度阐释”这个词也是从这里开始为我所注意的。

     二是当代小说，我们老是在分析作者这么写象征着什么，那么写是什么意义，有时候有些人细到让我发疯。现在我告诉自己，他们也是“过度阐释”，作者自己都未必那么深刻。

     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超女和民主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过度阐释”的问题。超女就是超女，它本来不会和民主扯上太多关系，但是我们把它上升了。当然我认为我们的讨论还是有意义的，不过非要纠缠于超女现象来谈民主就显得有点……怪怪的。

     生活得轻松一点会比较幸福吧。

 

p.s.只是随便写一点想到的东西，省得我以为自己被前一篇文章提到的事情砸晕了脑袋悲悲戚戚得过且过一蹶不振了。

      昨天下午，忽有灵感，在那里白日做梦地构思起假如我到附中教选修课，正是有眉有目，得意地我午觉也睡不着。此时我老爸回家，带回一份《南京晨报》，有一大版报道今年的中小学新教师招考报名，我随手拿过来看。不看倒罢，一看之下，正如当头一棒，冷水泼头，所有的得意劲一扫而光。
     上书：“由于国家政策调整，上周我省宣布暂停教师资格认证相关考试。这意味着非师范本科生在明年上半年拿不到当教师应该具备的教师资格证。这对想当老师的非师范本科生……他们很可能因此失去进入教师行业的机会。”
     ！！！诚然，我不惯于咋咋呼呼，我首先还是对自己进行安慰：其一，它只说非师范本科生不可以当教师了，没有说研究生，研究生也许还是可以的；其二，政策调整阴晴不定，今年不行，也许明年又行了，不过是某位领导脑门一拍的事儿；其三，……我想不出来了。我突然还是发现我的内心很惊慌，假如“政策”将我拒之门外，我该怎么办？坦率地说，自上大学以来我还没有为就业烦恼过，因为我的心里有一枚定心丹，我觉得只要我成绩优秀、表现良好，附中没有理由将一个对母校深怀感情并且与母校联系紧密的我拦在门外。而去年的报纸上宣传的政策还是，非师范类学生当教师某些方面比师范类的学生更有优势，因此非常欢迎。所以我对此毫无担心，我只需要专注于如何提高自己的素养，将来做一个好的教师。但是现在现实叫我担心了，并且不只是担心，我有一点点感觉到孔乙己得知取消科举是什么滋味，疑惑、惶恐、绝望，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被袭击地摇晃不稳了。
     如果不被允许做教师，我还能做什么？我迅速地在为自己想后路。这是人之常情，只有想到了后路，我才能不那么惶惑地等待新的消息。我其实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在一分钟之内想了一个我暂时能接受的：读博士，争取留南大。的确，这令我自己都感到震惊。我并不想读博士，南大在我心中也远不能和附中相提并论，但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呢？公务员我是不做的，不是怕恐怖的公务员考试，而是以我的“胡思乱想”，迟早也得给人打了小报告被开除，弄不好万一惹了什么要人说不定还要飞来横祸。成天开会、看报、说假话，如果要我去当公务员，真不如去做全职太太！外企我也不想去，那是目标月薪三五千的物质女生最向往的地方，与我的价值观不符。媒体倒是曾经想过，不过很多比较熟的人跟我说过，那里面的乱七八糟不是你看着报纸、电视能想象得到的。媒体现在不是来起监督作用的，它“不足为外人道也”。这大致也就是文科生能去的地方了，转了一圈我发现，其实放弃我一定要抱着的自己的信念，那么哪一行都能做，如果抱着理想，那么哪里也呆不下去。如果我要尽可能的保有自己的信念（我已经不指望完全抱着理想的价值观念能活下去，只是“尽可能”），只有在校园里。
     但我仍然不安，这种不安是那种你觉得将要安身立命的东西轰然倒地时的彻骨的不安，难道我真得要与附中告别了吗？我所有的幻想、希望，都成为泡影了吗？为什么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没有感动上苍一点点？为什么面对了那么多人的不解之后你还是要给我一个响亮的耳光呢？苍天啊，为什么你这么残忍？！

 

     回到公寓已经天黑了，开门进去，发现地上一封信，肯定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打开一看，里面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英文：“我们看不懂《离开雷锋的日子》，能否提供一些辅助材料？谢谢。”署名是“瑞典中国电影爱好者评奖委员会秘书处”。从笔迹上看，这个纸条出自索菲娅之手，她用左手写字，所有的字母都大写。
     我略感失职，讲《离开雷锋的日子》就得让他们知道雷锋何许人，他的事迹和影响，我也带了《雷锋》的录像带和材料，可是，前几堂课让我心里不痛快，敷衍了事的心情油然而生，不想费神给他们提供资料。这不是，害得人家找上门来，赶紧亡羊补牢吧。我翻出《雷锋》的录像带和两本书——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的《雷锋》，决定第二天一早就交给系秘书。
     为了表示敬业，我连夜写了一个雷锋的生平简介——

       雷锋（1940-1962），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湖南省望城县人。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打残致死，哥哥在机械厂做工，被机器轧伤，不治而死。 三岁的弟弟被饿死，母亲被地主强奸上吊自尽。七岁成了孤儿。四九年八月家乡解放，新政府送他上学。学习刻苦，积极参加土改斗争。高小毕业后在乡政府当通信员，后调望城县当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2月加入共青团，1960年 1月入伍，同年11月入党。
       在部队期间，他努力学习毛著，自觉改造思想，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和快乐，他真正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为集体、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而从不留姓名。如，1960年他把省吃俭用节余下的二百元钱寄给灾区，带病参加抗洪抢险，奋战七天七夜。战友的母亲病了，他也寄钱去；路上遇到别人有困难，他主动帮助。为人又谦虚谨慎。受到了从部队到地方的多次表彰。被评为“节约标兵”， “模范共青团员”，当选为抚顺市人大代表。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1962年8月15日，在指挥战友乔安山倒车时，汽车将一电线杆刮倒，砸在他的太阳穴上，因公牺牲。他的事迹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他的事迹。总政，团中央，妇联，总工会，发出号召向他学习。他所在的抚顺和望城县建立了“雷锋同志纪念馆”。1963年，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 平等国家领导人先后题词表彰。
        此后，中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运动，各条战线涌现了大批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精神”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为了号召大家向雷锋学习，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雷锋》，三十年之后，拍摄了《离开雷锋的日子》。这两部电影在中国都获得了巨大的反响。

     第二天一早，我到系里复印雷锋生平，刚打开复印机，索菲娅来了，手里拿了两本中文书。她告诉我，因为找不到我，她就去找托马斯。托马斯放假时回了一趟德国，特意从家里带来了关于雷锋的书。她想把它们复印下来，与费米和魏安妮共享。她还说，托马斯对雷锋很有研究，并且对这个中国英雄一直深怀敬意。
     我看了一下她手中的书，一本是《共和国英模谱》，人事出版社1997的版本。一本是《雷锋日记》，1964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两本书里都画满了黄的和红的道道，有的书页上还用德文写着眉批。看来，索菲娅所言不虚，这个德国红胡子不但早就关心雷锋，而且多年来持之以恒。
     回到办公室，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让托马斯主持这堂课？这样既可以省我的事，又可以让他去治治那些捣蛋鬼。对，来他个“以夷治夷”！拿定了主意，我拨了托马斯的电话，电话那边的托马斯好象还没睡醒，听明白了我的意思之后，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了两句假装谦虚的话之后，应承下来。我不禁暗自得意——你们老说中国人窝里斗，这回，我也让你们斗一把。
     学生都来了，只差托马斯。我坐在托马斯的座位上不停地看表，担心红胡子变卦。八点四十五分，门开了，托马斯进来了。哇，这小子简直变了一个人——西装革履，白衬衣黑领带，头发理过了，乱蓬蓬的红胡子也经过了精心修剪，连他的眼镜似乎也比以前明亮。
     托马斯目不斜视，径直来到讲台前，扫了一眼下面，开始他的就职演说：“中国教授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决定在瑞典的讲台上搞一个大胆的教学改革——让一个德国人，一个喜欢抬杠的学生来主持这堂课。从一个客座学生升为客座教授，我实在有点诚惶诚恐。但是，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像雷锋先生那样，做一件好事呢？”
     教室里响起一片笑声和叫喊声。
     索菲娅朝托马斯喊道：“这种好事我也能做！”
     费米翘着二郎腿，双手抱着后脑勺：“在瑞典搞改革为什么不用瑞典人？我要向教师工会反映！”
     魏安妮朝他们嚷嚷：“听托马斯的！”
     我不动声色，静观托马斯的表演。

     托马斯示意安静：“你们懂吗？这叫民主集中制。瑞典人负责民主，中国人负责集中。德国人不过是集中的产物。也就是说，你们可以提意见，中国人可以不听，德国人却不得不讲。好，现在，上课。”
     托马斯扶了扶眼镜：“请各位说说你们所知道的雷锋，不要讲从书上看来的，讲你在中国听到的看到的。比如，你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雷锋这个名字的？”
     没人吭声，我暗自高兴。
     托马斯只好身先士卒：“我第一次听到雷锋这个名字是在台湾，那时我在台湾学中文。我有一个中国朋友，是神学院的讲师，狂热的基督教徒，我们常在一起讨论中国问题。有一次，我们说到宗教。他说，如果到大陆讲学，他相信会有广大的听众。我说，大陆是无神论的天下，他不会有什么听众。他反驳我说，大陆人比台湾人更有宗教情结，雷锋就是一个代表，比起基督教中的十二圣徒来，雷锋的献身精神和思想境界一点也不差。大陆持续不断的学雷锋运动培养了大量的信徒，宗教的基础是同样的，因此，让这些人转向基督教是很容易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雷锋这个名字。此后不久，我到书店里买书，书店的老板悄悄问我，要不要禁书。我问他是什么禁书。他说，是大陆出的书。我很好奇，请他把书拿出来看看。他把我带到地下室，那里的存货可真不少，有鲁迅的杂文集，有中国党史，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雷锋日记》。我买了《雷锋日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雷锋的书。后来，我到了北京，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司机跟我聊天，说他的公司号召大家学雷锋，他认为，这是瞎扯蛋，雷锋要是活着也早就不当雷锋了。”
     托马斯的以身作则勾起了大家的兴趣，魏安妮和索菲娅都跃跃欲试。托马斯请魏安妮先讲。
     魏安妮：“我第一次听说雷锋这个名字，是在中国。有一次，朋友给我看中国的报纸。报纸上说，一天晚上，一个军官被汽车撞倒了，受了重伤，可是开车的逃走了。这个军官请求过路人把他送到医院，过路人跟他要钱，他把身上所有钱都给了过路人。过路人把他送到医院后，就扔在医院的长椅上。一个护士看见了，问他，他说来看病。护士跟他要挂号的钱，他说没钱。护士和医生坚持先交钱后看病，他拿出自己的工作证，说明自己是少校，医生这才把他收下。可是他还是死了——因为流了太多的血。中国朋友说，你看看，这是什么世道，连雷锋的领导撞伤了都没人管。我问他，雷锋是什么人，他说，雷锋早就出国了。我问他到了哪个国家，他说去了美国。”
     索菲娅：“我也听人说过雷锋，那是我在湖南旅行的时候住在一个宾馆，第一天晚上就听服务员说，那天下午有个孩子掉到河里，快淹死了，岸上的人围了一大群，没有人救那个孩子。孩子的妈妈请求他们下水救孩子，那些人向她要钱。一个过路的人把孩子救到岸上。那个妈妈却叫了一辆出租车抱着孩子走了，救孩子的人躺在岸上没人管。宾馆的服务员说，这年头不能当雷锋。我问他雷锋是怎么回事。他说，雷锋是个傻瓜。……”
     费米打断索菲娅：“你们说的都是中国人的牢骚。其实雷锋不可能出国，也不是傻瓜。……”
     索菲娅和魏安妮几乎异口同声：“用不着你说，我们早就知道！”
     托马斯：“费米，你说说，你是怎么知道雷锋的？”
     “我是在一次争吵中知道雷锋的，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对中国知道得很少。有一次，有两个中国同学问我，‘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怎么翻译。我说，我需要知道这个短语的语境，于是他们拿来一本《雷锋日记》给我看。我十分震惊——日记是给自己写的，怎么能随便在媒体上公开呢？我问他们，雷锋的亲属是否同意这样做？他们很奇怪，跟我解释，中国的媒体有权力发表任何人的日记，不用取得写日记的本人或者他亲属的同意。其中一个同学还补充说，雷锋没有亲属。另一个同学否定这种说法，他认为雷锋有亲属。俩个人吵起来，后一个同学拿出《雷锋日记》来证明——雷锋说，他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给了他肉体的母亲，一个是给了他灵魂的母亲，前一个母亲生了他，后一个母亲救了他。生他的母亲死了，救他的母亲还活着。这个母亲同意媒体发表儿子的日记。前一个同学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两个母亲的说法只是雷锋的比喻，后一个母亲与雷锋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事实上的亲属。后来，为了翻译‘秋风扫落叶’我看了《雷锋日记》。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难以思议的观念。比如，日记里说，‘只要人听党的话，车子就会听人的话。’这句格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车子，无论是什么车，与政党有什么关系？在瑞典，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我对社民党不感兴趣，它的高福利政策养了大批懒人，它的高税收挫伤了有才能的人的积极性。我不但不会听它，还要反对它。问题是，我的车子不管我赞成还是反对，都会听我的话。还有，日记里还说，‘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讨厌个人主义。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没有个人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法西斯才害怕个人主义。敌人也是人，为什么要残酷无情呢？难道你可以把他当成野兽，当做一棵树一根草吗？我问中国同学，他说，雷锋的某些思想为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比如，他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文革时发展成了‘狠斗私字一闪念’，他对敌人的态度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内函。他还告诉我，中国的医院里贴着‘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标语，这就是说，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是没有了人道的革命主义。这个同学的父亲和哥哥都死在文革中，所以他变成了一个愤怒青年，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嘱咐我，不要把这些思想告诉别人。”
     费米说完了，端起杯子，把所有咖啡一股脑灌进肚子里。
     托马斯摸着他的红胡子：“你们的经历让我羡慕，它对理解中国很有帮助。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雷锋会产生在中国，而不是日本，不是印度，更不是欧洲？”
     费米用力地嚼着口香糖，嚷嚷：“为什么你不问问中国教授？”
     托马斯看着我：“请中国教授替我们解答这个难题。”
     我摆摆手：“我想听听大家的说法。”
     “我们应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雷锋如果活到现在，将是什么样子。”魏安妮严肃地看着托马斯。
      还没等托马斯表态，费米就大声反对：“他根本活不到现在，他离不开毛主席。他不断地说，他的生命是毛主席给的，毛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愿意为恩人做一切事，要一辈子听恩人的话，按恩人的指示办事，你们想想，这样的人突然失去了恩人，听不见恩人的指示，他怎么活下去？再说……”
     索菲娅打断费米：“费米，你根本不理解雷锋——恩人没指示他自杀，他怎么能死呢？所以，他一定会活着。因为他发誓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有机器存在，螺丝钉就总会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魏安妮得到了女伴的支持，也转过脸来反驳费米：“我认为，雷锋会活到现在，但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会被累病——需要帮助的人很多，而占他便宜的也会很多。因此，他会成为中国最穷的人，同时也是最累的人。第二种可能，他会非常痛苦，因为他无法理解周围的变化，中国变得太快太大了。因此，他可能会得精神病。不管哪种结果，他都会住进医院。”
     费米停止了嚼口香糖：“你不觉得你犯了逻辑错误了吗？你刚才说，没有钱医院不给看病，既然雷锋成了最穷的人，他能住进医院吗？他如果真的生了病，会像你刚才讲的那位少校军官一样，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死掉。”
     魏安妮：“你不要忘了，雷锋是毛主席题过辞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对于这种人国家会给予照顾的！”
     费米：“如果总统题辞可以代替医疗保险的话，那末，总统首先应该给他的老婆孩子题辞。”
     托马斯不想听他们打嘴仗，他敲了敲黑板：“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什么感想？
     索菲娅：“这个电影使我知道雷锋是个很可爱的人，在很多方面与我一样——因为我也经常做好事。我从雷锋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他所做的事，我都做过。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并不把我做的好事记到日记里。”
     费米摆弄着电脑，讥讽地：“因此你成不了英雄，于是就没有大人物给你题辞。”
     索菲娅抓起一块口香糖，毫不犹豫地扔到费米的脸上。
     费米不动声色：“雷锋受了委屈绝不啃声。”
     索菲娅“哈哈哈”大笑。笑完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和魏安妮认为，论年纪，雷锋应该是我们的爷爷，可是要论水平，我们可以做雷锋的奶奶。”
     费米又不阴不阳：“就凭这一条，你们就只能算是雷锋的孙子——雷锋从来不自我表扬。”
     教室里又是一阵笑闹。
     ……
     下课的时候，托马斯走到我跟前，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深鞠一躬：“托马斯愿意继续为阁下效劳。”
     “谢谢，谢谢，你主持的这堂课很成功。”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的却是：“以夷治夷”并不好玩，下回还是“以夏治夷吧”。

     君子和而不同。

     你认为“超女”是民主意义上的进步，我认为不然。原因如下：
     首先，从动机上看，所谓民主，根本目的是保障人的权利，使人成为受保护的个体，也就是处于一种制度上、政治哲学上的需要。“超女”采用投票机制，它的动因毫无疑问，是短信收益，说出大天来，也没有人会相信湖南卫视此举是为了保障各位观众的权利。所以，即使活动客观上采用了民主形式，也谈不上意义上的进步。好比鞋店为了卖出鞋子，营业员弯腰帮你穿鞋，你总不能因此发她个助人为乐奖。
     其次，是过程，也是我疑点最多的。如果要说“超女”是观众投票的结果就是民主发展，那我们首先要确认一个前提，是不是大家自由投票的就是民主的。我认为不是。其一，现在投票结果不是最后公布结果的事儿多了，比如前不久“选”出的作协主席，再比如当年咱们班“选”出的学生会候选人（不好意思我翻了高一的老账，但那是我亲眼所见）。过程中没有有效监督，投了可以等于白投；其二，“超女”投票每人投出的票数不均，从1到15票不等（还不算专门买手机卡为投票的），这等于投15票的人具有比投1票的人更大的操控权，这显然违反民主前提：人人平等；其三，以投票选出“普通百姓心目中的明星”，但投票人站“普通百姓”的多少无以为据，且窃以为不高。我们选班长需要全班同学参与，选厂长需要全体职工代表参与，到场超过2/3选举结果才有效。外国选总统也是这样。但为“超女”投票的究竟有多少人，他们选出的结果是否能代表“普通百姓”的意志，很值得怀疑。
     另外，即便我们假定过程中一切弊端都不存在，“超女”确实很民主，那他也谈不上民主的一大进步。因为在我们国家，缺少的根本不是娱乐、经济意义上的民主、投票式民主，我们缺少的是大环境民主、制度民主。像选超女一样，我们从小就可以选班上的三好生，谁先入队，以后我们也可以选什么市十佳青年之类。我们并不缺少投票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够民主？引为我们可以投票决定的事永远超不过某种范围，它永远不会触及体制的神经，“超女”也一样。“超女”采用短信投票，帮助国家税收，有百利而无一害，它无关痛痒。
     最后，就是结果。一方面，是爆料、黑幕不断，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无有效监督的结果；另一方面，粉丝们各自抱团，“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对我的偶像好的，我也尊重她，否则就相互排斥，甚至相互谩骂。如果可能的话，我相信，玉米一定希望李宇春一统天下，而你们盒饭也希望何洁独霸歌坛。没有宽容胸怀，不正是专制的摇篮？
     综上，我认为，“超女”远远谈不上一场民主意义上的进步，它只是穿着好看的投票外套的经济利益的一场娱乐游戏。

     上周五和导师谈了蛮久，他才弄清楚原来我不是一个很文艺的人。其实，我也是才弄清楚我的状态应该这样形容：我不是一个很文艺的人。

     我一直知道自己不太能读懂诗歌，不喜欢先锋派的小说作品，反正对许多文学青年应该捧在手上的书没有感觉。我因此长期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学中文。那么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是高三时后《文化读本》和补充材料的那么些事情。无论社会、新闻、教育，还是政治、历史、经济，我对这些话题都感到兴趣。我尤其喜欢《南方周末》那种调查之后写大块文章的关涉社会公正的话题，比如民工子弟入学、市中心居民拆迁，等等。杂。这么杂，谁知道该学什么？其实说回来，我认为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人应该关心的问题，难道中文系不是最应该能培养出有人文情怀的人的地方吗？那么还应该学中文。于是我就这么困惑矛盾着。我自己写的小论文我自己感觉好一些的、确实有兴趣的，都是在选题上落实到一个社会问题，归根结底不像探讨文学的东西。比如汪文宣和吕纬甫的比较，想谈的是青年的理想激情丧失的问题；还有《从〈我们夫妇之间〉到央视一套黄金剧场电视剧——不变的农村审美方式》。都是如此。

     老师就是老师，听完我的阐述，他平静地问：就是说你不是很文艺？我顿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多么切中要害，这就是答案。我不是很文艺，那种爱读诗歌、讨论文学、欣赏小说的人，他们是文艺的。而我不属于这一种，如果给自己归类，我想我比较文化。同去的同学说你肯定是很有思想的那种，我说不敢，我只能说我希望自己有思想。文艺和文化大概很难比较好坏，只能说文化更务实、入世，飘渺的形而上暂时在我是无暇去探讨的，我们现世的生存权利和环境还不能很好的建设和维护呢。但是，中文系的老师们（尤其是搞现当代的）大概文艺的居多，他们觉得文艺是审美高度的，它凌驾于我所喜欢探讨的层面之上。我们各自保留意见吧。

     我想现在他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不愿也不能“以学术为人生”了，最合理的答案就是：我不是很文艺。

    一个小时内一口气看了三篇，算是囫囵吞枣，且有什么说什么，以后再去完善。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1〉它的叙述方式据说是幼稚的意识流。如果不说我真不知道这就算是意识流了，倒是很好懂，不像普鲁斯特那么晦涩。我看过的《穆斯林的葬礼》、《四牌楼》等等都或多或少用到这种写法。两条线写，按章隔开，开始看不出联系，最后揉合到一起去。这种写法明显是作者的刻意营造，原因何在，大概可做论文吧。

    2〉我在这篇小说中看到了一个问题：革命是为了谁，革命之后是为了谁。革命中我们宣称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但革命成功建立政权之后却发现广大人民群众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取悦领导，这种颠倒怎么会发生的，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在此之前我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但它同样是一个延续至今仍然没有被解决的问题。

 

郑义《枫》

    没什么好说的，我的感想就两个词：胡闹！恐怖。

 

高晓声《李顺大造物》

    1〉在这篇文章中有许多明显的南方方言词汇，比如“交关”（“很”的意思）。我在阅读中觉得很有意思，不过大概应该属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2〉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给我的感觉不是在悲悲戚戚中讲述的，反而具有荒诞、喜剧的色彩。虽然主人公的经历未免太巧合，有人为做作的因素，但是还是让我感受到了几十年变迁的滑稽性。也许这不是一个事实发生的故事，但它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故事。那种滑稽让人觉得更沉重。

21岁生日。第一次在生日的时候写博客。其实一切没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是我的一种小小的形式主义。但我愿意保留这一点点形式主义，它至少证明我还没有老到对一切日子都漠不关心了。

 

阿潘师送我的礼物是昨天在鼓楼见面并且请我吃饭，我很高兴，我觉得真好。

 

今天在家里吃元祖蛋糕，抹茶红豆的“酪绿奇奇”，我喜欢这种怪怪的名字也喜欢它的味道。而且窗外阳光明媚，吃东西的心情也很灿烂。我简直觉得没有什么不应该感到满足的。

 

快乐的时候会头脑简单吧。我想不出来我要写一点什么深刻的话给我的生日，那也没有关系，这说明我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人，还能够享受简单的快乐。

 

就是这样。但愿幸福感常常伴随着我，郁闷的时候懂得排遣，无聊的时候学会充实，好好生活。

 

生日快乐。

     因为周五周六运动会的缘故，这个星期礼拜四下午就回家了。又因为团支书同学也回家了，星期天晚上的团组织生活也不用生活了，所以可以礼拜一早上再去学校。哎，真爽啊。虽然回家也并没有什么事情做，有时还要和老妈闹闹别扭，但是跟在学校比起来，还是愿意回家。这叫什么大学？！

     昨天晚上无意中在电影频道看到美国片《偷天陷阱》，很高兴的又温习了一遍。记得是高三时候丁璐借碟给我看的第一遍，觉得很精彩，但是始终不明白的事，美国人怎么回事，一部电影做到最后好像是在赞扬两个贼？这两个惊天大盗最后很人性化地产生了爱情，然后居然把就在眼面前的警察甩了，乘上火车去过幸福的生活了。而且观众如我一点也不会反感他们，反而很高兴看他们终于神奇脱身，真让我自己捉摸不透。
     昨天我是带着这个问题看片的，看完还是想不通，一直到今天早上醒来，忽然仿佛有所悟。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不能以道德指认来衡量艺术作品”，即艺术是不能用道德与否作为标准的。在这个电影里，我们不是在欣赏警察抓贼，我觉得我们是在欣赏人类的智慧。我之所以觉得它好看，是因为他们一步步的计划，以常人无法想象的精心精巧精密，去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这个任务（偷盗）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是那种过程中的精彩吸引了我。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体现了人类没有止境的智慧，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困境时，总能峰回路转。我们为他们紧张、激动、欣慰，实际上是在为两颗高智商的头脑，是在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这部美国片比《天下无贼》好看得多的原因，我们不在电影里寻找道德教化，我们只是欣赏美的东西。中国的电影不可能做到这样，这是文艺作品体制决定的，也是我们永埋心底的深刻的道德观决定的。就像开始我会问它怎么颂扬贼一样。
     啊，解决了自己的一个大问题（至少我感觉解决了），真有茅塞顿开的快乐啊。看来我们也是有大智慧的，只不过看我们去不去想罢了：）

    宿舍里的小y忽然绷着发带鼓捣本本，我说：“咦？改变形象啦？”。伊转过头来。啊，鬼脸！雪白雪白，只有两个眼睛在洞里发出黑光，一张嘴在洞里显得更血红。伊在贴面膜。

    女生宿舍里大概总是这样。有人在脸上涂黑色的海藻泥面膜，有人在脸上贴一片片的黄瓜。所以晚上在宿舍楼道里走动，看见一张张或白或黑或绿或不知什么彩色的脸孔，千万要保持平静。要知道藉此，她们在白天才可以光彩照人。

    女子的一张脸，谁也不知道她要在上面花多少功夫，而无论花了多少功夫，她都会觉得值得，并且还不够。我第一次走进屈臣士，看见里面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真是感觉好惊奇。一个人只有一张脸哎，原来可以涂得下这么多东西的啊。我之前一向只有洗面奶、润肤霜两样的，我太懒。后来我也尝试了眼霜，因为宿舍里的人天天说过了18岁就会长细纹了；尝试了调理水，没感觉有什么效果却每次都把衣服弄湿；尝试了面膜，看过几十次自己就会想尝试一下了。但是似乎化妆品超市里永远还有很多我听都没听说过或者看着都不知道怎么用的东东，舍友网购来的化妆品我永远觉得新鲜得像玩具。我对于化妆品跟不上趟。在香港，我惊异著名的莎莎和卓悦非节非假的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流，里面形形色色的英文品牌我起码有六成没听说过，而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具更是不知道怎么摆弄直佩服亏她们想得出来。我为自己和我妈买好我一贯用的玉兰油系列回来，每个人都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对我说：“到香港你怎么只买玉兰油啊？！”我深不明白这有什么问题，我买我适用的，为什么一定要买兰蔻、倩碧？算了，对  很多人来说，好像对于大品牌的追逐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结。她们也有理：一辈子就这一张脸嘛。也对。

    我有一个很弱智也很真实的疑虑：一个愿意思考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女子是否适宜也考虑某某护肤品如何。这两者在价值衡量上显然是有轻重之别的，但也有远近之别。我从价值观上很看不上那些整天美容经、一天花很多时间在外表美上的人，她们的生活重心在那里，她们不会有工夫去思考一些大问题。我认为气质和胸怀的美丽更重要。但是，坦率地说，我也愿意自己看上去更美丽。在很多人看来很好笑，但对我来说是一个疑虑。我应该怎么平衡思想之美和外表之美呢？很多人可能更愿意抓住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美丽的脸庞吧。然后女子们会自怜地长叹一声：女人嘛，哎……男子们会鄙夷地长叹一声：女人啊，哎……

    不说别人，就说我吧，这个礼拜觉得脸上皮肤真得很差，干燥、有点脱皮，真得挺担心的。昨天回到家，晚上就去买了补水面膜贴上。今天早上起来，觉得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顿时觉得很欣慰。欣慰完了想起我的疑虑，也只能在心里感叹：女人啊，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