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当代文学的老师讲到杨朔的散文，说联系当时饿殍遍地的背景来看杨朔甜美的散文真觉得恶心。可是就是这么恶心，他上中学的时候杨朔散文还是篇篇被要求背诵，于是，他们的作文语汇句法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学习了杨朔的东西。他说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中学还学不学杨朔散文，又怎么教写作。然后他就说到了附中，说他对有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学还比较熟悉，问我们有没有南师附中的同学，我很骄傲地举了举手（另外还有中文系的05级一个女生），然后看他怎么说附中。他说附中的写作教学在全国市名列前茅的，教学思想方式是很先锋的，整个教育是充满激情和理想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黄健翔那样的解说？要是没有黄健翔，这届世界杯又有什么好看的？黄健翔是附中养大的孩子啊。我笑。但是——一般扬完了之后就得抑——南师附中的写作教育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它没有一种写作精神。别人是困在笼中的鸟，你们是放飞了，但是在天上会遇到更多的问题，附中还没有解决好。
     他的这段话使我再一次在大学和附中接通了。我开始想这个问题，正像SYF在给我的调查做回答时说的，“附中和精神这样的字眼立刻就给我一个他们一定是有联系的感觉，这是平面宣传深入人心的结果而非实际的情况”。附中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写作精神？到底什么是写作精神？
     我想我们那位当代文学老师所谓的“写作精神”应该更多指一种反思性的东西，应该是让学生更多地远离杨朔散文那种东西的影响，这种东西附中有没有呢？我自己下意识地回答是没有（可能和有些人不同，各人感觉而已）。继而想到了某本《树人》前言中提到的“公民写作”，于是我又将回答换成了有。但是这么迅速的游移使我自己也感到怀疑，所以我才开始大规模地询问我的同学（欠缺是大部分同学的语文老师是一个人，不能完完全全反应附中全貌）。看大家的回答特别有意思，真是同在一个班里坐着，回答天壤之别啊。
     还是说说集思广益后我的看法。我觉得在语文组这个层面其实很可能是有的，就是这个吴非老师提出来的“公民写作”，大多数有责任感的语文老师们是希望通过三年的教学使大家成为“公民”，这里面就包含反思历史的内容。另外在shirley提出来的“功夫在诗外”的层面也有，即老师们通过精神、文化的晕染对我们的写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在很关键的普及这个层面却有很大的缺失。也就是说老师们有这个理念、也润物细无声地去做了，但很多学生并没有接收到或者明显地接收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就牵扯到我问大家的第二个问题。其实也就是老师们在交给同学这种“公民写作”精神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不少人提到老师缺乏细致的指导和鼓励，我想举一个人当例子，希望我们的gc同学不要介意（我也相信你不会介意）。gc同学写作很好，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在我的调查中他也是唯一的坚定地回答附中有明确的写作精神的人。在他身上，实际上有一个明显的良性循环。他接收到“公民写作”的影响，写出了一篇好作文，老师大规模地表扬了他，他再次感到这种“公民精神”的激励（决不单单是表扬的激励），于是又写出了其他好作文，老师继续号召我们向他学习……在这种鼓励与创作的交替下，gc对“公民”的信仰越来越坚定，写作越来越优秀，得到的鼓励也越来越多。所以他最后在脑海中留下附中有“公民写作”这个精神的印象，是因为他自身从中得到很大提升。而大多数人没有这一良性循环。他们（包括我）写作风格和写作水平大致始终保持在一个较平稳的位置，我们没有往上跃升一个台阶的技巧，也没有跃升一个台阶的勇气。比如我，我对自己的写作从未有什么信心，我的老师从未给我那样的信心，是我对语文的特殊感情才使我记住了“公民写作”这个老师们理想中的精神。我相信这个精神，但如果仅仅从课堂教学来说，我会很茫然。我想在传授这个写作精神的过程中，师生的沟通（不一定是言语，也许只是精神）很重要，而这种沟通，要始于老师给同学一个敢于去沟通的鼓励。ssz说鼓励“不一定只是一个‘好’字（这难免显得敷衍）”，我觉得鼓励一定不能只是一个“好”字，这实际起不到什么鼓励的作用。
      越写越乱了，真的很感谢大家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给我很多启发。其实我们已经离开了附中，离开了那个时代，现在思考这些问题本身也就是一种反思。反思我们获得的是怎样的教育，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自己当时获得的评价，然后，在反思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前行，这就够了。谢谢你们容忍我乱七八糟的文字，请你们赐教。